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思考

■郑有国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后，许多问题开始逐渐浮现。

面对外部需求收缩、内部“三期叠加”、新旧增长动力尚未完成转换，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经成了这一届领导人的共识。从2015年5月开始，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访谈。

如何正确解读权威人士的访谈内容，如何理解在当前情况下，为什么以权威人士访谈形式出现，来影响经济走向，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2015年的中国经济艰难已经匆庸讳言。面对人们都期待着通过传统的方法推动经济上行，权威人士在2015年5月25日发表了《五问中国经济》，明确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长期使用的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失灵，只有“主动适应新常态，注重调整结构、需求分析、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益”，才有出路。“靠熬是熬不过去的,靠刺激也不可能完全克服。”

权威人士还强调说：“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经济矛盾、经济特点,比我们已知的要复杂得多,宏观调控也需要适时转变思路、不断创新方式。”

权威人士的态度表明：中国经济的下行是不可避免的。传统的经济推动方式是不可行的，更不要用经济杠杆来刺激经济，只有“适应新常态”这才是唯一出路。最后，权威人士也明确提醒，要“注意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5月25日讲话后，由融资杠杆推动的股市大腕，已经开始全面撤退，股市泡沫在6月12日终于破裂。此后，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股市指数腰斩。在血的现实面前，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了经济新常态的到来。

新常态下，中国向何处去？

2016年新年伊始的1月4日，权威人士再次发表了《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地对“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权威人士强调指出，供给侧改革，不是新的“计划经济”。

供给侧改革的“五大重点任务”，实际上是对过往改革政策的一种修正。过往的经验往往出现中央政策一放，各地和各行业间的企业马上一轰而上，企业生产往往出现同质的复制，无法创新。在国际国内经济影响下，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产生这些问题，“病根都是体制问题”。现在一方面要去产能，一方面要求稳定。这种适度操作，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而必须强调政府的力量。因为这次的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一次重大的创新实践，只有进行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不失时机地进行技术创新，才可能有效推动这次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权威人士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

第三次的权威人士发言《开局首季问大势》，与第二次的访谈，时间相隔很短，只有几个月。访谈内容主要是针对一季度，投资拉动有所回潮，人们开始产生乐观情绪的时候，权威人士再次发言。

从一季度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升，对于经济企稳发挥了关键引领作用。针对人们对第一季度形势的乐观，权威人士重申了在第二次发言中曾经提到的，中国经济l型走势。在第二次讲话中，权威人士只是说“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这是比较婉转地提出“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到了第三次，权威人士明显加重了语气：“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我要强调的是，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供给侧改革是一项伟大的创新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东部与西部，行业与行业之间，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利益调整。每个区域、每个产业、每个行业、各个地方都希望依靠过剩的产能来支撑经济增长。这样不仅不可持续，不仅不能去产能、去杠杆，也无助于结构优化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政府往往是通过具体政策，如货币或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或冷却经济，用这种政策来影响或者短期调整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这些都是需求侧的作用，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政策一放，一轰而上。经济往往出现“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局面。

供给侧的影响作用体现在科技、人力资本、行政效率、企业家精神、信息自由等，这些供给侧层面的把握，说到底这是体制的问题，需要政治层面的改革。改革是需要时间与机会的。

体制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时间。中国在进入新常态时期，一方面需要经济发展的稳定，另一方面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不能硬着陆，所以经济部门仍然全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也就成为必然。在沿袭旧体制下，为防止推动过热，就必须要有刹车。权威人士的作用与经济政策部门的作用，就体现为既要发展又要时时点刹车的互相牵制作用。以权威人士身份出现对经济发展的方向、期望值偏离采取的点刹，这样就不会抵消政府政策部门推动的经济运行。不会出现与政府政策的直接对立，但又可以起到刹车的作用。这就是要以权威人士身份发言的原因。无疑这种作用是起到了。

在解读权威人士的观点之后，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思考：在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后，中国人也应当在经济平缓运行之中，冷静地去思考许多问题：如，人活着为了什么，人的责任，社会的公平与人的道德、社会正义。由此思考出发，去制定更完美的分配制度，让社会更公平，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人一直处在轰轰烈烈的经济发展的狂热中，人性必然会迷失的。

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进入一种平稳的新常态，显然是需要全国各行各业去努力适应的。我们希望在休克阵痛的供给侧改革中，短期既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现在的去产能五大任务，长期又能使中国经济发展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发展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福建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

来源： 福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