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挑战

　　【财新网】（作者 博智论坛）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博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主办,方正证券公司协办的博智宏观论坛于2016年9月19日举行第11次月度例会，主题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挑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主持会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担任主讲，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回顾

　　陶然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解释框架来理解中国过去60多年的发展，解释框架的主要支柱是三种关系：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压制轻工业和农业，政府直接控制国有企业、发展人民公社。不同于苏联的高度集权，中国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摇摆，大跃进就是一个分权型的重化工业化过程。

　　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转轨。首先通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善政府跟农村之间的关系，同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消费品不足的情况下，解除轻工业进入管制，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得到发展。这一过程中内生出了价格双轨制与分权的财政承包制。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发展沿袭着一条类似但又不完全同于东亚模式的道路。相似之处包括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集权治理、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亲商与反劳工体制，同时政府采用包括税收减免、出口退税等政策工具进行援助，并垄断了金融体系，向那些符合政府发展战略的企业提供廉价贷款。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东亚模式的极端版本，表现在中国经济对于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更高。不同于传统“东亚模式”的是，中国地方政府表现出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地方政府大规模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可以说是一个新时代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大跃进。而这些欲望又来自于中国财政、土地、劳动力、户籍与环保体制的一些特殊性。

　　这种“竞次性”增长模式的出现，正是由于19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和企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产业之间三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导致的。首先，1990年代末地方国有与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发生变化，政府从企业的所有者变成了征税者，带来了日益激烈的区域间制造业招商引资竞争。其次，1994年的“分税制”在财政收入集权的同时，并没有调整中央-地方之间的支出责任。90年代中后期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破产或重组，加大了地方政府所承担社会保障支出，导致地方财政压力急剧增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来解决财政问题，尤其是通过招商引资来获得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压低工业用土地价格、放松劳动力和环境保护管制，让整个社会来承担成本。第三，制造业对服务业，尤其是房地产业的产业间溢出效应在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得到强化，给地方政府带了了营业税和高额的土地出让金收入。

　　刘世锦点评认为，有几个因素对中国过去的高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一是共识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就是一个全民共识，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向型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市场，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大规模资源配置，有可能会产生一种“溢价”。第三是地方竞争。在中国，一级政府就是一个竞争主体，政治体制和市场竞争结合在了一起。地方政府实际上垄断、占有土地资源，导致土地价格扭曲。这种扭曲在特定的阶段里有利于制造业发展，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就成为一种制约，不利于服务业、创新。

　　原有增长方式受到挑战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城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也存在很多教训，尤其在宏观调控方面，政府干预过多，宏观调控成功率不高，某种程度上是反向调控，力度越大结果越坏。另外，地方政府太把自己当作市场主体，介入市场的程度太深。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2005年的北京共识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中国有一个强大、具有远见的政府，可以考虑长期性的问题，使发展状态可持续，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中国模式”受到热捧，外国政府比中国政府更推崇中国模式，但是“中国模式”受到挑战。

　　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地方政府不是政府，而是一个大企业集团，掌控包括土地、金融、其他生产要素在内的各种资源。其持续性一直存在争议，没有可靠的依据证明这一模式可以持续下去。中国在统一政府的情况下，以国内市场的充分扩张带来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近几年这些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从全球看，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产能绝对过剩，而中国房价收入高企，未来消费能力受到极大压缩，供给侧改革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三去”任务的推进会使情况更加复杂。这种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构成了要改革的全部原因，如果要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尽快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能维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市场化。从计划经济逐渐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小步私有化，大步市场化，集中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大量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变成了私人企业，尽管中间有反复，但总体上仍是市场化推进的过程。2003年之后这一进程出现转折，政府过度参与，金融政策过度扩张，金融和土地市场的垄断，再加上政府不断地刺激投资，造成土地资源配置极度不合理，大量的产能过剩，导致了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原有增长模式面临极大的挑战，无以为继。

　　富国基金首席经济学家袁宜认为，过去30年中国引以为傲的年均10%的高增长，不仅依靠后发优势，也因为设定了清晰的目标并配合了非常好的激励机制——市场化。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结束、很多矛盾开始显现，经济增长不再是唯一的目标，新目标的设定还存在一定的困惑和不清晰，相应的激励机制也出现了一定的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不仅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还有产业体系完整的比较优势，但这个比较优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蕴藏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一直都在发挥作用。现在这些比较优势都已经消失殆尽了，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是最大的问题。

　　新动力在何方

　　财新智库莫尼塔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中国现在发展红利消耗殆尽，一些领域比如农地等资源还可以货币化，但与过去大规模的土地、大宗商品货币化相比，量级明显不足。中国需要从依靠发展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中国现在进入去工业化阶段， 2014年以后制造业大幅放缓，服务业占比提高，这种结构性改善是伪改善，实际上是衰退性调整。要解决中国目前发展增长模式的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发挥作用：一要降低GDP增长目标，或者放弃增长目标；二要把市场化的变量加进来，才有可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增长模式才有可持续的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斌认为，市场化永远都不是目标，只是手段。2012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拐点是去工业化带来的必然结果。经济增长不能再依靠工业发展，只能通过两种方式：一是把非工业品部门做大，提高其生产率，二是减少对非工业品部门的管制。即便如此，经济增速也达不到以前的水平了。中国现在发展最主要的矛盾就集中在非工业品部门，表现为政府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土地政策特别是中央用地的供应太滞后、对民用市场服务业部门管制政策太严。如果能在这方面做一些政策突破，未来中国增长还有很大潜力。

　　陶然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保增长，政府投入了大量财政、金融资源，地方政府、国企、房地产企业债务快速增长，给银行系统带来了最大的坏账，可能会让银行系统破产。接下来需要推进两项改革：一是在全国范围内打破垄断，将国有企业大规模重组、拆分，变卖资产，以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二要推进土地改革，在人口流入地的主要大中城市放开土地改革，推动以流动人口为主要目标的房地产建设，既可以消化钢铁、建材等行业过剩产能，又能在城市房价泡沫逐渐消除后让大量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有助于其消费模式的改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博智宏观研判论坛为其举办的研究型论坛